1978
孫其信,1987年7月北京農業大學研究生畢業,農學博士、教授。曾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2017年7月,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
從“冷”到“熱”中國農業大學的發展與轉型
從“冷”到“熱”中國農業大學的發展與轉型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孫其信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孫其信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

現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孫其信1978年進入大學,從一個農家娃走上了農學的道路,完整經歷了從改革開放前,到改革開放發端,再到改革開放40年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對于改革開放的巨大變化,對于中國農業的發展,對于學校建設,他都有著自己獨到的感受與見解。

他認為,綜合性大學開辦農學院的熱潮是個好事情,農學從“冷”到“熱”,也加速了傳統農業大學的學科專業布局調整、改造以及交叉融合,應該以一種開放的姿態來支持。

改革開放改變中國 15歲少年走上農學道路
改革開放改變中國15歲少年走上農學道路
陳志文:
您是1978年進入大學的,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也是您進入大學40年,回顧改革開放這40年,您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孫其信:
2018年12月14日那天,我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改革開放40年演出時,感觸特別的深。我們國家從封閉的狀態到實施改革開放,全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
陳志文:
可能只有我們經歷了的人,才能理解什么叫波瀾壯闊。回顧這40年,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孫其信:
回顧這40年,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從吃不飽到物質極大豐富。對于我們做農業的來講,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小時候家里在農村,吃不飽,做什么都是憑票。買糧要糧票,買布要布票,買油要油票,買手表還要工業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物質供應是極端貧乏的。
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少有的。英國的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介紹,唐朝是中國最興旺的朝代,經濟幾乎占到了全球的一半,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經濟總量也依然占到了世界的29%。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僅為1.8%。而201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到了世界的15%。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到本世紀中葉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經濟總量要達到世界的30%。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跡。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了顯著的提高。在對外交往中,有很深刻的體會,我們能與發達國家坐在桌子上平等的對話了。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增強實力,增強在世界上的話語權。過去,在世界合作的評價體系上,使用的都是西方標準,也就意味著西方國家掌握著話語權。
2018年10月,根據過去幾年與非洲的農業合作經驗,中國在聯合國總部發布了一個關于南南農業合作的評價框架體系。聯合國南南合作委員會主任出席發布會時提到,中國提出的這個評價體系,將會成為未來評價南南農業合作的話語體系之一。這說明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中國發展進入變軌階段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們努力奮斗的成績。
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能夠完整經歷從改革開放之前,到改革開放發端,再到改革開放40年,這么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震撼是很大的。
陳志文:
您這一代在短短40年中,可以說經歷了西方幾個世紀的變化,這是非常難得的。您當時是怎么走上農學這條道路的?
孫其信:
我考大學時想學的其實是數學。當時,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國人民心中留下了一個偉大神圣的故事。我報考的是蘭州大學數學系,后來調劑到了甘肅農業大學。
剛恢復高考那幾年,也就是“老三屆”的學風特別好。我入學時15歲,我們班年齡最大的33歲,但那些老同學們的學習用功程度比我們還高。他們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而我作為一個15歲的孩子,還是貪玩兒的年紀,有些事情是真的不懂。
大學第一年,哲學課聽不懂,15歲是理解不了哲學的。所以,哲學是我大學考的最差的一門課,62分。數學是考的最好的,全校高等數學考試,總分120分,我考了118分。二年級以后,學習了專業基礎課,才理解了什么是農學。它不是農村里理解地種地養豬,是一門學問。當時就覺得還挺有意思的,學校里學習的氛圍也特別好。本科畢業時,就覺得還沒學夠,想繼續考研。
陳志文:
那時候讀研究生的人并不多,因為大學本科畢業,國家就包分配了。您為什么會讀研究生呢?
孫其信:
其實,當時家里希望我早工作,因為弟弟妹妹還在讀書。我考研究生最原始的沖動,是我要當大學老師,覺得那是非常高尚的職業。為此,老師們建議我繼續讀研究生,打下更扎實的功底。后來跟父母親商量了,他們還是很理解的。
在報考研究生時,我心氣也是挺高的,聽說北京有一所農業大學是最好的,我就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我的導師是蔡旭,是中國小麥雜交育種的開拓者和新中國小麥育種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在我讀博士的第一年去世了。
我師母曾寫信給彭真,告訴他導師去世了,并且提到,我是蔡旭生前招的第一個博士,希望領導能將我留校,從事蔡旭未盡的小麥事業。
博士畢業時,萬里同志批示,請學校研究并征求我家人的意見,建議我留校從事工作。當時,我也正在聯系出國讀博士后,接到留校的通知后,我非常高興,因為能在一所中國最好的農業大學當老師。留下來后,一直做教學科研工作。
陳志文:
這與現在走關系的邏輯是不一樣的,那時每一個人都是出于公心。
孫其信:
是的。
農學發展迎來新機遇 以新學科布局來實現新發展
農學發展迎來新機遇以新學科布局來實現新發展
陳志文:
“雙一流”啟動后,各高校紛紛搶辦醫學院、農學院,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孫其信:
我覺得這是個好現象。農學是“冷”還是“熱”?從考生的角度來看,農學確實是冷門專業。
中國農業大學的綜合實力在全國至少是在30位。但從高考錄取成績來看,我們在全國大概是80位,因為我們三分之一以上的專業是傳統農科。甚至上世紀90年代有一段時間,我們是按照國家線降分錄取的。當時社會上覺得農業苦,對農學概念也不理解
但是現在,從農業研究的拓展和企業的投資方向來看,農業現在變得越來越熱。新浪、京東、阿里巴巴、碧桂園幾乎全部都在投資農業。
前兩天我在杭州開會時,有個小伙子一定要跟我見面,他要做農產品的冷鏈物流。現在依托信息技術出現的智能化農場,恰恰是未來新興產業發展的一個方向。
另外,新農村建設也是現在社會資本投資最熱門的領域。第三,中央一直把農業放在了重要位置,這也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農業是我們整個國家保持穩定的基礎。
京東投資10億,進行機器人養豬。我曾去過京東的一個農牧公司,問為什么要做這件事。他們說,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到傳統農業中,未來將有無限的增值空間。
一方面,解決了勞動力的問題,另一方面,是要實現養殖業的革命。比如豬臉識別,通過攝像頭識別豬的編號,分析系統中記錄的過去十天的喂料信息,并判斷今天應該喂多少料,還可以檢查是否患病,計算哪天出欄。
綜合以上的信息,我來回答您的問題,為什么這么多綜合性大學開始辦農學院。我認為,這反映了農學向多學科綜合交叉融合發展的趨勢。我認為這是好事,應該以一種開放的姿態來支持。
陳志文:
您是否感到了競爭的壓力?
孫其信:
其實,各個院校的發展并不是在同一個軌道上。比如北京大學農學院,他們是以現代農業的經營、產業組織模式和生物技術為主,注重交叉融合學科以及現代經營理念的發展。而中國農業大學農學院擅長的是畜牧園藝農學。新成立的綜合性大學農學院與傳統農科大學恰好能形成互補。我認為,這是一個發展農學的很好的機遇,也是對傳統農科大學良好的補充。
陳志文:
從長遠來講,這對補齊農村短板是一個好事。
孫其信:
是的。而且,在研究解決農業問題上,有可能綜合性大學跨學科的專業團隊,在未來更有潛力。在這一方面,我們是有緊迫感的。比如,清華大學如果把現代信息技術、材料技術、人工智能計算技術用在現代農業上解決農業發展潛力問題,是很有可能超過我們的。
所以,我們也在進行自我改造,著眼于農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融合。我認為,綜合性大學開辦農學院的熱潮,也加速了傳統農業大學的學科專業布局調整、改造以及交叉融合。
為了適應技術的交叉融合,滿足未來農業發展轉型的需要,我們曾論證未來是否開辦農業航空專業。無人機已經成農業發展中不可替代的重大技術。從大面積噴藥,到病蟲害檢測,都需要運用無人機。無人機技術可以解決一些過去依靠人力、傳統機械解決不了的問題。
陳志文:
“雙一流”建設引導高校辦出自己的特色,對此,您怎么看?在這一個過程中,是否需要減法?
孫其信:
“雙一流”建設是我國建設教育強國的一個重大機遇和重大事件。經過“211”、“985”工程,我們與世界高等教育強國之間的明顯短板已經縮短了不少。
從我們學校來看,首先提出了發展愿景。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前來中國農業大學視察時,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目標,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農業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這是更符合中國農業產業未來發展需求的一個目標,也推動著中國農業大學的轉型。與世界一流農業大學不同,農業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科布局將與傳統農業大學圍繞農學來進行學科布局是不一樣的。
康奈爾大學就是一個成功轉型的例子,它最早設立時以農學院為主,而現在除了農學,工科也是它的強項。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也是如此,由農學院起家,現在物理學、計算機學、環境學也非常強,并且開始開辦了醫學。。
您剛剛提到是否需要做減法的問題。我認為,在“雙一流”建設中,必須遵循優勢原則,有舍有增。
一方面,要舍得已經非常傳統的、需求量小的學科,進行壓縮;另一方面,必須要進一步拓展新型學科。
中國農業大學新型學科建設主要布局在四大領域。首先是環境和生態領域,這與農業直接相關,并且是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一個重大需求。其次是營養與健康領域。在食品行業,現在的問題是怎么能吃的健康、吃出健康。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我們已經建成了北京市營養與人類健康高精尖中心,目前正在進行全球招聘,將涉及醫學、生物學、衛生、食品、農學等多個交叉性學科。
第三是在新型農業的工業化方面。過去“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是不可能繼續下去的。中國農產品價格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很大程度的原因是我們農業經營規模小、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實現農業的工業化,中國農業是沒有出路的。
最后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過去,我們主要依靠技術支撐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進步,忽略了社會科學對農村變革的支撐作用。中國農業大學設立了人文與發展學院,要強化農村社會學、法學、老年學,以及與農村相關的人文社會學科。我們很高興的看到,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一大半都與農業農村有關,這是國家的重大需要。“雙一流”建設推動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平臺,也必然需要以新的學科布局來實現新的發展。
另外,中國農業大學的轉型,必須要從只研究中國問題,拓展到研究世界問題上來。我們上世紀80年代出國時,看到國外的世界一流大學在研究非洲、亞洲問題,當時并不明白。現在明白了。一所世界性的大學,如果視野、舞臺只在中國,那么在世界上就沒有發言權。所以,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也直接在非洲進行研究,如塔桑尼亞和馬拉維,另外還有教授在柬埔寨、泰國、哈薩克斯坦等地。
陳志文:
中國農業大學都做了哪些減法?
孫其信:
我們對一些不是特別優勢的學科,已經開始進行慢慢壓縮,從招生規模到教師規模進行縮減,慢慢引導教師轉型到別的方向。最近我們撤了幾個學科點,如外國語言文學,陸續也撤了兩個博士點、四個碩士點。
高校人才評價體系要“破”,也要“立”
高校人才評價體系要“破”也要“立”
陳志文:
“雙一流”建設掀起了一場人才大戰。在人才評價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去五唯”。對此,您怎么看?
孫其信:
“去五唯”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有很多政策在前期設計時,愿望是好的,但最后成為“一刀切”的政策時,就會產生異化。
我理解的破除五唯,首先,不是取消過去已經實踐成功的評價體系,其改革的核心應該是在“唯”字上。比如,不管與學校有沒有關系,與學科有沒有結合點,就引進院士,這就是唯帽子。
其次,要完善對人才和教師的評價體系。一是,要分類評價,對不同類型的人才不能用一個評價指標體系。比如,研究社會科學的教師,用SCI發表數量來評價,就是有問題的;而對于做基礎研究的教師來講,其評價標準就得有SCI發表數量。再比如,中國農業大學很多教師主要是做應用性研究的,直接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是要解決產業中存在的巨大技術問題的,就需要根據其效益進行評價。
二是,要注重教師的學術創新能力和學術價值評價。我們現在把復雜的學術評價簡單化、形式化了,放棄了對實質性學術創新的關注,這是最大的問題。國外高校在評價人才時,也看論文發表數量,但更多的是看論文的創新點,看科技成果解決了什么問題,以及國際同行對該成果的評價是什么。
另外,對于“去五唯”,我認為,在破的同時,也要立。并不是說不要院士的稱號了,也不是說不要高水平論文了。
高考改革是有必要的 但要討論怎么改
高考改革是有必要的但要討論怎么改
陳志文:
您是恢復高考的受益者,這兩年新高考改革慢慢出現了一些問題。從您的角度來講,怎么看待現在的新高考?
孫其信:
在新高考改革早期設計時,聽說過一些討論,也研究過。高考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是怎么改,改成什么模式,是需要討論的。
這次新高考出現了學習物理的學生數量減少的情況,產生了新的偏科。原本這次高考改革是希望淡化文理,使得學生能夠更加全面的學習。但改革的結果,是最初設計時沒有考慮到的。對于農學來講,物理知識對于任何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學生沒有學過物理,進入大學后的分班該怎么辦?大學階段還需要補習高中物理,大學教育該怎么辦?
陳志文:
坦率地講,這次高考改革是基礎教育推動的。一是,把高中學業水平測試放了進來,加入了綜合評價。但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是做不到綜合評價的。二是,您提到的選科問題,最嚴重的是浙江,原來63%的學生要考物理,2017年只有35%選擇物理,2018年是28%,2019年大概會低于20%,這是非常糟糕的。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下,不加限定的讓學生進行選擇,這是不負責任的。
孫其信:
我覺得,目前認識到這些問題,已經是很幸運了。但如果不能及時做一些調整,可能會對中國教育制度產生很大的打擊。
高校校長要懂教育 要有戰略思維
高校校長要懂教育要有戰略思維
陳志文:
您曾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都有過長期的工作經歷。對這兩所學校,您分別有怎樣的評價?
孫其信:
首先,兩所學校在學科建設和服務國家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1999年合校以后,一個重大的辦學特色就是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這得益于當時國務院批復的楊凌示范區的體制。示范區與高校,建立了一種互動同頻的發展機制。在區域產業發展、實際應用研究等各方面,都有很強的特色,在國內農林高校中也是獨具一格的。而中國農業大學的學科基礎更加深厚,既有很強的基礎研究的前沿探索,也有國內產業的獨特特色,引領著全國產業的發展。
其次,一所地處北京,一所地處西安,在區域發展的作用上也是不同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西北地區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中國農業大學在華北地區的產業、技術上的示范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包括人才培養。
另外,中國農業大學在國際舞臺上的機遇更大一些,所以其未來的發展將在國際視野下來進行布局。
兩所學校發展的起點和未來的重點不太一樣,但兩所學校的文化有非常好的共性。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文化就是解決農業的實際需要。而中國農業大學有一種文化,叫做“敢為天下先”。
所以,中國農業教育、科研的很多開創性領域都出現在中國農業大學,未來也將如此,包括開創新興專業、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學科的交叉融合等等。
陳志文:
您從學生、教師、副校長、校長,這一路走來,您有怎樣的感受?從教師到校長,您覺得最大的挑戰和變化是什么?
孫其信:
做高校校長,首先得懂教育。懂教育和當老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次。教育是一個培養人的過程。作為管理一所大學的校長,要想明白,學校要往哪個方向走,怎么才能夠辦好?這需要大量的教育理論、方法來支撐。
第二,從教師到校長,戰略思維需要變。作為校長,有很多事要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戰略上做出誤判。對于大學的發展進步來說,戰略上領先一步,比戰術上的改進,所能贏得的空間要大得多。
什么是戰略?一是,要考慮社會對教育提出的新需求。如果大學發展走在了社會進步的后面,就會被淘汰。二是,要遵循教育發展的趨勢,如果逆趨勢辦學,早晚會走下坡路。三是,也必須關注教育本身的內生問題。
我認為,校長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謀劃學校發展的戰略上,要時刻盯緊社會進步中的變化,把握教育發展的未來趨勢,以及世界科技發展對教育教學帶來的挑戰和需求。
陳志文:
您現在還做科研嗎?
孫其信:
科研只能放在業余時間了,大概95%的時間還得放在學校管理上,很少有時間能換擋。但也還是希望能夠做一點,做了幾十年,突然斷掉還是很可惜。
陳志文:
您對中國農業大學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愿景?
孫其信:
我希望能將中國農業大學辦成一所能夠滿足國家重大需求,能夠適應和引領中國農業教育和科技發展未來趨勢的現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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